王宜威 – 獅子山學會副行政總監 (09.06.2007)

社工上街，爭取同工同酬，也要求檢討一筆過撥款機制。社工為自身謀求最大利益，乃人之常情，難言對錯黑白，而社工薪酬高低，也是主觀的問題，再爭論一萬年也沒有結果；至於撥款機制，則更值得客觀辨論，而且放得宏觀一點看，更可以從中見到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的結構性問題。 

社會福利作為公共政策範疇，無可避免地觸及到資源分配的問題；資源分配的討論，除了「多」與「少」這種重量不重質的二元劃分對比之外，更重要的連串問題是︰誰的錢？交到甚麼人的手上？如何用？用在甚麼受助人之上？

無論是否社福界中人都會認同，社會福利政策的大前提，是在有限的資源下，盡量幫助有需要的人。不過，在政策的執行層面，卻被簡化成︰市民的錢，共產到政府庫房，然後轉交社工服務有需要的人。可是，這個簡化的答案，背後卻衍生出更多的問題，例如︰政府對社福機構的撥款，怎樣的標準才算合理呢？如何去確保資源會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？又如何確保資源不會被浪費呢？

2000年10月，政府推出一筆過撥款，原意是讓非政府的社福機構，在運用資源方面有更大的自主度。可是，在政策設計上，一筆過撥款卻以所謂的基準，按照社福機構服務對象群，推斷所需的人手及應有資歷，計算出撥款額。矛盾在於，一方面政府按社福機構的人力需求進行計劃經濟式撥款；另一方面，社福機構的管理層卻有自由度去令薪金水平。所以，非政府前線社工埋怨收入給政府社工比下去，也不是空穴在風。 

從資源分配的角度看，一筆過撥款其實也算是一種失衡，至少它並不能確保資源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。現在既然說要檢討有關機制，那倒不如跳出框框，想想如何去最有效地確保社福資源落入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上同時，也增加社福界可運用的資源。其中一個可行的機制，是改以配對補助金 (Matching Grants)的方式來向社福機構撥款。簡而言之，就是社福機構籌募得到每分毫的捐款，政府便給予等額的資助。 

這個制度好處有三︰

1. 鼓勵社福機構在籌款的同時，也向大眾剖析弱勢社群的處境，而在透過市民的參與，增加社群之間的了解，減少歧視；
2. 透過各方的互動，找出香港人最關心的社會問題；
3. 讓社福機構向捐款人問責，增加其運作透明，也獎勵辦得成功的機構，令資源得到有效發揮。

事實上，香港社福資源被政府壟斷，只不過是近三十年間發生的事。往昔的香港，更貧困，教會及各種公民組織如保良局及東華三院，負起了慈善的功能。時至今日，香港人的慈善心其實仍有增無減。單以04年南亞海嘯那次香港人的捐款和投入，以及香港人一直以來對各個國際性慈善組織的支持，足見我們具備豐富的同情心。

只不過是本地社福界，除了極少數如平安鐘等已走上了民營化之路，其他的都忘記了去學習如何跟市民溝通，甚至乎連他們也墮入了謎思，誤以為沒有政府的資助社福界便沒有明天，這絕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