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低工資的政治角力

(香港信報社評, 15.7.2010)

立法會昨天開始審議《最低工資》條例草案,預料今天可進行表決並獲大比數通過。政府及商界過去對最低工資一直有所保留,原因是本地勞工市場向以靈活而彈性甚高見稱,而過去即使沒有最低工資法例,香港工人也並非過水深火熱的日子,在八十年代開始,本地失業率更長期偏低,九十年代則出現勞工不足而需引入外勞,政府即使沒有就最低工資立法,也毋須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。

我們向來反對最低工資立法,理由在過去已反覆申述,本報作者雷鼎鳴教授和獅子山學會的成員,也同樣對最低工資立法抱懷疑態度,他們引述外國例子再輔之以實證及理論,均清楚指出最低工資立法往往會對最基層的低薪工人造成打擊,好心做壞事,原意為保障低薪工人的法例,反過來會令他們最先受害,因為無法承受最低工資水平的企業,必會炒掉一批低薪員工或以機器代替人手以保持競爭力,在這個淘汰過程中,低薪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甚低,經常會成為犧牲品。為了彌補此一「漏洞」,工會組織在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之後,下一個目標必會轉移至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,一旦成事(機會甚高,因為唯有靠集體談判權才能集合大批低薪工人跟資方議價),本地勞工市場將會「面目全非」!不過,在群情洶湧及基層勞工的薪金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下,為最低工資立法已成為政治正確的議題,反對者只會被指為涼薄、不顧工人死活或只顧資本家利益的反動分子,議員和輿論對理性的討論已不感興趣。事實上,從政府決定立法開始,最低工資的爭論即迅速變質為勞資對峙,支持立法的一方在法例仍未通過前,即開始了連串抗爭行動;可以想見,法例通過之後,在時薪水平的問題上仍會繼續爭議,「和諧」的勞資關係已難再維持。

到底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?香港從未實行過最低工資法例,按早期政府的構想,法例推行初期,最低工資水平應由低至高—所謂「低」的定義,是指資方願意接受的水平,但從工會的角度而言,資方即使接受但工人無法以最低工資水平過活,又如何說得上「合理」?目前工商界提出的最低工資水平在二十三至二十八元之間,工會則要求三十三元,最後如何定奪,必會引發連番爭議;但我們認為,工會和草根派議員應該跟資方團體平心靜氣對話談判,了解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勞工成本結構—正如低薪工人議價能力最低,中小企在最低工資法例下也是最容易受到打擊的一群,有線電視新聞曾經訪問一家以社會企業方式營辦的餐廳,東主明言她無法承受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,一旦法例以此「訂價」,她唯有以削減員工作為控制成本的方法。

時薪水平之外,檢討最低工資的時限也成為另一爭議點;草根派議員認為應一年一檢,政府則建議兩年一次;以外國經驗為鑑,最低工資檢討年限並無定制,香港人最熟悉的美國,並沒有訂明檢討的時限,克林頓總統任內曾調高最低工資水平,惟上一次已是十多年前的事;中國政府則規定各地方最少每兩年調整最低工資一次,但內地通過新勞動法規限最低工資之後隨即遇上八金融海嘯,該法變相受到凍結,未知現在還是否「如期」兩年一次調整?其他實施每年一檢的發達國有澳洲、法國等。檢討的時限雖然不同,但各國在檢討時都以考慮工人的需要、失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及持續就業能力、生活開支、社會保障水平、通脹率、經濟發展、本地經濟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力、營商成本及僱主支付工資的能力等等;很明顯,草根派議員以維護工人利益為重,替工人力爭最佳待遇,但工資水平始終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環境、營商條件等因素。雖然政府有所保留,但以香港的現實衡量,目前綜援的水平也許是最低工資最「可靠」的參考基數A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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