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字當頭:貨幣緊縮的政治經濟學

蘋果日報 (利字當頭 B18, 2011.4.21)

於90年代中大學讀書時,記得有一位教授曾講過,大陸中央政府稅收能力非常之弱。換言之,地方的經濟繁榮,不會變成上繳中央的稅收。所以,改革開放初期,北京動作想大一點也不可能,很多政策都要透過各種國企落實。畢竟,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走出來,有些包袱要丟低,還是要花點時間。

可能是由於稅制未有及時建立起來,國企更加是一種負累。所以整個80年代,中央政府惟有靠貨幣政策和信貸系統來支持運作。當年就連解放軍的軍費也被長年凍結,由此可見,當時的中央政府限制有多大。

地方與中央矛盾 為最大隱憂

80年代底的民主運動,至89年的慘劇收場,令中央政府意識到,貨幣政策不可亂來。92年鄧小平南巡,翌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了另一輪國企改革。簡言之,方向就是將國企當真正的生意來做。同樣在93年,青島啤酒(168)在香港上市。不過,這幾年中央也同時要處理下崗國企工人的問題,可是中央公共財政的改革步伐仍然緩慢,所以通脹仍然時好時壞。一直到90年代後,國企的問題大致上解決得七七八八,通脹也得到緩和。

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人,大多忽略了宏觀問題,尤其貨幣和信貸制度。其實從系統觀點看中國經濟,便可以見到由90年代末開始,大陸經濟有兩個重要的範式轉移:一,國家的負擔,由金融體制裏的呆壞賬,轉移到其他地方;二,央行、政策銀行和地方政府開始有負債,而且越來越多。

大陸整體的公債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(GDP)比率,十多年來一直維持在八成左右。這個關鍵一天不變,通脹也只會繼續時好時壞。另外,地方政府的負擔越來越大,也解釋了為何各地政府,都變得越來越依賴地產發展收入。貨幣緊縮政策最大的隱憂,也正正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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