舊香港與新左仔的上位

壹週刊 (壹擋專政 A010, 2013.11.07)

 

分清政權和人民是獨立存在,人與人之間才可以和諧共處。曾幾何時,香港人雖然政治冷感,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更太平。

小時候曾經在旺角彌敦道生活過一段日子。那時的戰前樓,一梯兩伙,每個單位,都再分成許多間梗房;不同的家庭,共用廚廁,有另一種互動。同屋主盧先生和盧太太,是土生土長香港人;盧先生是退伍軍人,盧太太則很愛貓,久不久會到市場買點小魚,招呼周圍的流浪貓。街貓知道這裡有吃的,漸漸在天井聚集,後來有貓在盧先生和盧太太那邊住下。我愛和貓玩,經常走到盧先生和盧太太的地方;他倆的子女已出身,所以也不介意有個小朋友陪他們過過時日。這段日子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前途,記得盧先生表現很厭惡「左仔」。當時我年紀小,他也沒有跟我講太多究竟他為什麼對共產中國完全沒有好感。現在回想起來,那時的香港人,仍然對六十年代的暴動記憶猶新;也聽新聞界的前輩講過,文革的日子,后海灣經常發現大陸逃難的人的浮屍。作為一個曾經為香港服務的退伍軍人,對「左仔」沒有好感,自然不過。但也在這個年代,稍有點學識的年輕人,正在發酵民族情緒;他們未必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,否則早就跑回大陸去建設新中國,但可以肯定,戰後社會棟樑要趕時髦,就要高舉反帝反殖的標語,他們也要裝出痛恨洋人和殖民主義的態度。這群身在福中心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,可能自己也沒有想過最終成為權貴:立法會主席曾鈺成、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、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。當然,成功上位的「左仔」,更少不了特首梁振英。

主流想法覺得,這群人信北京,所以北京也信任他們。實情真的如此簡單嗎?事實上,香港的民族主義分子,從一開始只是北京用來牽制殖民政治的棋子,要是香港回到一國一制,他們再也沒有利用價值,管治香港的實權,直接交到北京指派的官員手上就是。不過,要是香港完全自主運作,他們的實力,卻又不如殖民地政府留下的公務員和專業人士。今天香港的建制派,境況其實仍然非常尷尬,也難怪他們只可以靠地區的網絡,建立一個選舉機器。有理由相信,支持新建制派的選民,價值觀與盧先生那種老香港的信念,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?假如盧先生今天要選一個政黨,傳統民主派應該仍然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吧!可是,他對於現在的本土派又有什麼感覺呢?當年,他就算厭惡「左仔」,但對我們這一家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,不但沒有歧視,而且更有不少關照。分清政權和人民是獨立存在,人與人之間才可以和諧共處。曾幾何時,香港人雖然政治冷感,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更太平。新獅子山下,身份的意識愈趨向集體,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也愈明顯,說到底,民族意識不是什麼好東西,個人就是個人,這都是我從盧先生那兒學會的舊香港價值。

 

李兆富

公共事務顧問及時事評論員,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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