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信用

晴報/2019-07-23/王弼(獅子山學會董事會主席)

不少讀者應該都知道,王弼身兼智庫獅子山學會主席一職,本學會一貫提倡和推廣正統、發源自歐洲啟蒙時代的自由主義(Classical Liberalism)。過去十年,獅子山學會多次和加拿大著名智庫菲莎研究所(Fraser Institute)合作,公布自由經濟指數,香港一路高踞榜首。不過,不少朋友眼見香港貧富懸殊,都對香港貴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嗤之以鼻,說︰「這樣的自由,對香港人有甚麼益處?」

的確,自由不能確保人人際遇平等,就算是美國的獨立宣言,也只是說人在造物者下人生而平等(即地位平等,但際遇上未必平等),人也有權利「追求」幸福,至於是否追求得到,只能各安天命。

自由是一把雙刃劍,人類若想運用自由意志,追求幸福,便必須承擔際遇不同的風險。香港作為最自由經濟體系,政府涉及經濟層面最少,貧富自然有大差距。說了這麼久,這種自由究竟有甚麼好處?在一些經濟自由度低、公共事務都牢牢操縱在政府手中的國家,一些人可以因為一些言論而被政府界定為社會信用低,連坐地鐵或飛機的權利也被剝奪。在這大是大非的時候,香港人要三思,過去許多人爭取政府包攬公共事務,我們的自由是否在不經不覺間已被偷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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