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品價格的政治經濟學

壹週刊 (另壹角度 A006, 2011.2.17)

突尼斯和埃及的變天,都是貨幣量化寬鬆帶來的黑天鵝。

原則上,國民平均收入越低的地方,一般人在食物開支佔收入的比例便越高。更有研究人員用這個比例,作為反映社會富庶程度的指標數據。同樣的道理,亦大致通用於比較一個社會內不同收入階層的狀況:收入越高的家庭,食物開支佔家庭總收入的比例也越低。所以,當食品價格上升的時候,對落後國家人民的影響也相對大一點,當中又以這些國家裡最低下階層的人民最受影響。

聯合國糧農組織編制了一個世界食品價格指數,追蹤五大食品類別自九○年以來的價格走勢。概括來說,過去二十一年間,食品價格經歷過一次規模相對小型的牛市,以及兩次非常具破壞性的大型泡沫。這個指數的走勢,也是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的注腳。

九十年代中的一次食品價格牛市,由九四年中開始一直到九六年底,這段日子適逢亞洲泡沫的高峰期。究竟是什麼造成亞洲泡沫和同期的其他現象呢?其中一個說法指,格林斯潘由九○年中開始一直至九四年初,不斷減息。與此同時,日本央行亦由九一年中開始減息。在這兩大信貸寬鬆政策驅使下,令亞洲經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扭曲。有理由相信,九十年代中的這一次泡沫,也帶動了食品價格的上升。事實上,在九五、九六年的泡沫經濟中,其他的原材料價格,例如原油,也錄得一定升幅。

經歷過九十年代的泡沫,亞洲國家用了許多時間才恢復元氣,也就在這個時候,歷史又再重演。先是聯儲局在○七年中減息,之後歐洲和中國大陸在○八年也加入寬鬆。如是者,過去四年間,原材料價格急升,也引發了兩次食品價格泡沫。由○六年九月開始到○八年六月,廿二個月間,食品價格指數上升了近八成。接下來由一○年六月開始,八個月間上升了三成七。事實上,在○九年,也就是這兩個接連食品價格泡沫之間的一段日子,食品價格指數的確曾回落過一陣子。不過在○九年二月,食品價格比較低的時候,指數仍然高於之前十八年的平均值兩成有多。

就算身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地方,我們也感受到食品價格急升的壓力:街市的食品越來越貴。小本經營的食店,亦因為食材的入貨價貴了而要加價。不難想像,低收入國家的人民,連續那麼多年面對食品價格的急升,累積下來的民怨,必然像一間充滿石油氣的房間,隨便一個火花,都足以引爆革命。
 
過去二十年來,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學會了用財技去掩飾管理不善,用貨幣政策去拖延問題。結果,竟然就像科學寓言故事所講的蝴蝶效應,引發到落後國家出現政治質變。九十年代亞洲金融海嘯,令印尼去獨裁化走向比較開明,其他的亞洲國家,也出現了一定的政治質變。今次浪潮,則直捲中亞北非。不過,我想無論結果如何,也有必要去重新思考國際貨幣秩序的新安排。畢竟,政治的進步,可以和平發生,可以走其他路徑,不一定要有人捱餓,不必要有人自焚犧牲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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