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上言論，出自上周互聯網金融論壇上，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的口中。雖然在他言論當中多番指出他已經是上任政府的官員，可是卸任只有幾個月，言論依然代表一個能在政府擔任主要官員的人，對於香港的法律制度認識有多深，又或者有多淺。

香港開埠有多久，普通法（Common Law）制度便有多久。1840年代，倫敦西敏寺距離香港一萬公里，政府用最節省成本的辦法，對香港管治訂下3大原則：不直接收稅，自由貿易，以不干預本地傳統。這管治精神之後並命名為積極不干預，而在這精神的中央，就是普通法制度。

究竟什麼是普通法？與歐洲的大陸法（或民法），又或者偉大祖國的「大陸法」有什麼分別？要簡單解釋，便是普通法依靠「judge-made law」，而司法機構普遍獨立於政府，而民法或大陸法則依靠由政府立法機構立法，又叫「codified law」。大家聽到這裏，可能會問，香港不是用「行政主導」的立法會立法嗎？那麼為何說香港是普通法？這就證明大家對法治認識，比起特區官員有過之無不及。

普通法的精髓就是權力分散，透過獨立司法機構，讓訴訟人自己解決問題。每單案的情節都不同，「judge-made law」依照每單案的事實，由法官應用適合該案情的法律。就算今時今日，一些最重要的法例，諸如謀殺的法律定義，完全依靠數百年普通法不同案例慢慢形成的，從來未經立法會立法。

普通法的監管都是「事後檢討」形式進行，讓政府監管能夠積極不干預。可是今天，有創新科技？麻煩你到不同立法會授權的監管機構，乞求他們准許你運作，或許他們喜歡你，便當你小孩一般，給你一個「沙盒」玩。任何時候，只要他們喜歡，就算發了牌亦隨時可收回。

問題是太多中央管制
如果銀行發展慢，系統過時是因為普通法制度，綑綁着監管機構，那麼為何在同一個活動，TNG Wallet行政總裁江慶恩能夠說，一間銀行只要大約10%的存款人提款，就會引起擠提，而他們的系統，卻設計能讓100%人提款都能繼續運作？他指出，金管局推動的「快速支付系統」要2018年年尾才推出，讓本地銀行滙款能立即進行，可是，TNG今日已經在十多個國家之間進行快速滙款。

陳教授雖然已經離任，但他的言論仍讓很多人極度擔憂。如果香港成功依靠鼓勵積極不干預的普通法，那麼我們落後過時，就是因為政府依賴中央管制形式以codified law立法。

香港政府不止過時，而且過界。為何一件完全合法的事，例如開車載朋友，又或者借間客房給朋友住完全合法，一旦當中有錢銀轇轕，就突然變得不管不得？同一道理，在Facebook寫個post問朋友有否興趣一齊買樓，都可能要證監會規管。政府保守過時，不是因為普通法，而是太多中央管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