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帝與土砲何異﹖

王弼- 信報 (專家之言, P47, 07/12/2010)

時近年終,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都會依每年慣例,在數以萬計從日本各地寄來的選票中,選出最多人選擇的一個漢字,於12 月12 日的「漢字之日」在京都清水寺宣布這個足以反映當年世態的年度漢字。2007 年,日本人便選了「偽」字,反映當年日本社會爆發多間知名食品公司和政治人物造假的醜聞,民眾為之感嘆。清水寺住持森清范便對結果感到「非常羞恥、無比氣憤」。兩千年前有西方文明的代表,耶穌基督痛斥法利賽人為「粉飾的墳墓」,到現代中國金庸筆下笑傲江湖的岳不群,討厭虛偽、對偽君子嗤之以鼻,實為普世價值觀。

 

民族DNA 理論?

然而,世上總有人自作聰明。香港地成敗論英雄,縱使有人說香港變得仇富,能得到政府委以重任的,而市民又信服的,大都是在社會上有點成就的。靠父蔭或妻子裙帶關係也好,白手興家也好,政府就最喜歡委任大企業的話事人到各公營機構或委員會任職,而有「成功人士」亦對這安排欣然接受。長年的成功事業,以為自己真的天縱英明,假面具可一直戴下去,一面賺其大錢,一面頂戴道德光環,夫復何求?

可是,一件大家樂事件,把有人經營多年的假面具撕掉,誰是人是鬼,再清楚不過。

一次出席電視節目,咪後與監製和嘉賓談起該事件,市場學教授S 便說: 「傳媒對大家樂不公平,其實大家樂對員工不薄,不付飯鐘錢只是行規,話事人頂多是『撥亂反正』,不再闊綽而已,罪不至工會傳媒以罷食為號召上門抄家,進行文革式批鬥吧?」學者不遲不早,總在暴民搗亂廝殺、人頭落地作鳥獸散後,才會私下講兩句持平說話。

「既然扣飯鐘錢是行規,為何行內剝削更狠的麥記又不遭殃?有人以『美帝可以,中國人不能』民族DNA 理論來分析現象,但大快活也是全資香港人經營的,也能在事件中抽身而退,兩家寶號其實屬於同一家人,這樣差天共地的分別,民族DN A 理論又如何圓滿解釋?」監製問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,」我說: 「其實在工會成功把事情鬧大後,不是有傳出事的快餐店立刻聘請公關公司幫手解圍嗎?所謂的絕招就是叫話事人認錯,然後以其在泛民主派的網絡,叫友好名嘴們唱好話事人,說他懂變通、懂得臨崖勒馬。工會亦明白見好要收的道理,反正已達到要資本家跪地求饒、割地賠款的目的,便打算挾其戰勝土砲快餐店的餘威,轉戰美資KFC。不過在得知事情當日,我遇見另一非泛民的工會立法會議員,已斷言工會對美帝跨國財團的行動一定失敗,中國人窩裏鬥當然無懈可擊,不過不要說面對真正的洋人,面對洋人的買辦也怕得要死,行動最終不是虎頭蛇尾嗎?」「那你不就是同意民族DNA 理論嗎?」監製說。

「我不知道是否有民族DNA 理論或宿命論這回事,但在這事情上『美帝可以,中國人不能』,是出於美資跨國企業明白資本家的價值在於創造優良的產品,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獲得消費者的青睞,便是他們在社會最大的使命和目的。至於能不能討好工會,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,根本從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,只要看北美洲的麥記,一見分店企圖組織工會,便以關閉該分店來回應,便知道企業明白自我價值的重要。」

陳裕光為股東還是為工人

獅子山學會更留意到,中國企業家不但不明白這概念,更栽在一個『偽』字上。手上持有大家樂股票,作為股東,想問CEO 陳裕光一句:加入最低工資委員會,向傳媒透露支持最低工資,但又說如果最低工資訂在33 元,公司要發盈警;那他以個人名義加入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目的,是保障大家樂股東的利益?還是保障工人的利益?當股東和工人的利益處於對立時,他是否有利益衝突之嫌?會否犧牲一方的利益以討好另一方?既然如此,是否應辭去CEO 或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的其一職務?

說到底,話事人一邊收過千萬花紅,一邊賺取頭上光環,怎可能兩邊都真心真意對待?然而,香港人成長在金庸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的強大影響力下,認為大丈夫應當如韋小寶般吃兩家茶禮,而不知韋小寶的成功是因為他盡所能平衡雙方利益,有時候連自己的利益也拼上,置之死地而後生,最後成功了,當然兩邊討好。

沒有如此自我犧牲精神,一開始已擺明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的話事人,書讀得不透,失敗理固而然。這亦解釋了大快活和美心,既然沒有做好人強出頭,也沒有虛偽的問題了,工會傳媒亦沒有能下手的地方。他們能成功抽身而退,可見中國人悶聲發大財的傳統智慧,還是可以彌補一點DNA 的缺陷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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