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民政治之反思
信報 (專家之言 P.41, 2011.6.8)
上周應邀出席在土耳其舉行的 Property and Freedom Society(PFS)的周年大會,身處愛琴海度假勝地Bodrum,對岸就是歐洲債務危機的風眼希臘。從新聞片上看到希臘,這個給予全民優厚退休保障的「天堂」,每天不是罷工就是暴動,遊客與其冒著隨時成為希臘工會和政府談判的磨心,倒不如隔岸觀火,跑到土耳其享受陽光與海灘。在這背景下,能出席PFS與眾學者(大部分來自歐洲)近距離討論歐債危機,別有一番體會。
PFS 的舵手Hans Hoppe,有人認為他是繼 Murray Rothbard 後奧國經濟學派的掌門人。和他前任一樣,也是語不驚人誓不休;這從他把當代西方民主(特別是歐洲)形容為暴民政治(mob rule)可以看到。
在PFS 中,論政治不正確,當然非Hoppe 一人,有的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、有的被標籤為精英主義者。不過我作為會中唯一的東方人,只要有能力與他們交流,我不覺得那些被主流傳媒公認為種族主義者不講道理。如能指出他們論點的錯誤之處,他們還會報以欣賞的眼光。
沒權的人始終被剝削與政治不正確的人為伍,能把我們的眼光擴闊。這些人雖然言論偏激,但在反駁他們的時候必然讓我們獨立思考,這也是獅子山學會各成員鍛鍊自己的方法,也是我參與這會議的目的。始終,在低 IQ 環境待久了,到外邊尋找思想衝擊,才是防止腦殘的最好方法。
既然與會者多是歐洲人,大會討論重點當然離不開歐洲。歐洲是近代文明搖籃,民主制度也是由她誕生,香港的工會和社運分子就視歐洲(特別是北歐)為天堂,可是正如Hoppe 的「暴民政治」觀一樣,許多與會者也對歐洲絕望。
我明白他們的絕望。當民主發展到像歐洲,政府的權力已大得每一元的交易政府可以抽稅兩角以上(VAT),入息稅動輒百分之四十強,然後又把納稅人的錢挽救那些購入希臘葡萄牙債券的銀行,而不是讓希臘和銀行商討債務重組,使銀行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;最後,政府連父母怎樣教孩子也要過問,他們穿甚麼衣服也要立法管一番;我也明白為何Hoppe 會提出君主制比民主優勝的論點。
不過歸根究柢,西方民主政治的誕生和它的真面目,從來不是像本地政客所宣傳的如此偉大,推動民主的人總是如聖人般有崇高的人格品德,為人民謀幸福而致自己利益於不顧(最近從本地政客一個個被捲入僭建風暴來看,他們「賺到盡」的食相,又和他們譴責的地產霸權何異?)。
相反,歐洲由絕對皇權,發展到現在,掌握特權者都是剝削沒有權力的人。只不過從前是皇帝貴族少數剝削廣大平民,現在是大多數剝削少數,好像最低工資,大多數人即使有加薪,但授權政客作劊子手,剝削老弱婦孺傷殘的工作機會,這就可以稱為公義?
可能,提出君主制比民主優勝的人,他們看到的是十八和十九世紀那一段英國歷史。那時,國王擁有行政權力,但已遭大大削弱,立法權力由代表貴族的上議院和代表平民的下議院瓜分;簡單點說,當時的民主(下議院),只限制了政府為所欲為,卻沒有行政權力。各方雖為自己利益企圖剝削對手,但在權力沒有集中下,政府不能無止境的膨脹,反而是英國光輝燦爛的年代,各樣的創新、對人類文明最大貢獻也是在那個年代發生。反觀,現在的英國和歐洲卻是死氣沉沉,這是以民主不斷增加政府權力的結果。
增加政府權力的惡果會中認識的瑞典朋友,跟我說了這番話: 「瑞典有民主,政府抽了重稅,在沒有太多管制下,也能做到廉潔,國民的福利也是好的。
只不過,當政府都把人的基本都照顧到,人與人之間沒有甚麼依賴的地方,就變得冷冰冰,這也解釋了瑞典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原因。」各政黨無限膨脹政府,管理我們的人生,凡事要它立法規管,我看到這是香港政治發展的方向。但民主的存在,是不斷加大還是約制政府的權力,從歐洲的發展看,值得我們深思。
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王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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