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報 (專家之言 P.41, 2011.6.8)

上周應邀出席在土耳其舉行的 Property and Freedom Society（PFS）的周年大會，身處愛琴海度假勝地Bodrum，對岸就是歐洲債務危機的風眼希臘。從新聞片上看到希臘，這個給予全民優厚退休保障的「天堂」，每天不是罷工就是暴動，遊客與其冒著隨時成為希臘工會和政府談判的磨心，倒不如隔岸觀火，跑到土耳其享受陽光與海灘。在這背景下，能出席PFS與眾學者（大部分來自歐洲）近距離討論歐債危機，別有一番體會。

PFS 的舵手Hans Hoppe，有人認為他是繼 Murray Rothbard 後奧國經濟學派的掌門人。和他前任一樣，也是語不驚人誓不休；這從他把當代西方民主（特別是歐洲）形容為暴民政治（mob rule）可以看到。

在PFS 中，論政治不正確，當然非Hoppe 一人，有的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、有的被標籤為精英主義者。不過我作為會中唯一的東方人，只要有能力與他們交流，我不覺得那些被主流傳媒公認為種族主義者不講道理。如能指出他們論點的錯誤之處，他們還會報以欣賞的眼光。

沒權的人始終被剝削與政治不正確的人為伍，能把我們的眼光擴闊。這些人雖然言論偏激，但在反駁他們的時候必然讓我們獨立思考，這也是獅子山學會各成員鍛鍊自己的方法，也是我參與這會議的目的。始終，在低 IQ 環境待久了，到外邊尋找思想衝擊，才是防止腦殘的最好方法。

既然與會者多是歐洲人，大會討論重點當然離不開歐洲。歐洲是近代文明搖籃，民主制度也是由她誕生，香港的工會和社運分子就視歐洲（特別是北歐）為天堂，可是正如Hoppe 的「暴民政治」觀一樣，許多與會者也對歐洲絕望。

我明白他們的絕望。當民主發展到像歐洲，政府的權力已大得每一元的交易政府可以抽稅兩角以上（VAT），入息稅動輒百分之四十強，然後又把納稅人的錢挽救那些購入希臘葡萄牙債券的銀行，而不是讓希臘和銀行商討債務重組，使銀行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；最後，政府連父母怎樣教孩子也要過問，他們穿甚麼衣服也要立法管一番；我也明白為何Hoppe 會提出君主制比民主優勝的論點。

不過歸根究柢，西方民主政治的誕生和它的真面目，從來不是像本地政客所宣傳的如此偉大，推動民主的人總是如聖人般有崇高的人格品德，為人民謀幸福而致自己利益於不顧（最近從本地政客一個個被捲入僭建風暴來看，他們「賺到盡」的食相，又和他們譴責的地產霸權何異？）。

相反，歐洲由絕對皇權，發展到現在，掌握特權者都是剝削沒有權力的人。只不過從前是皇帝貴族少數剝削廣大平民，現在是大多數剝削少數，好像最低工資，大多數人即使有加薪，但授權政客作劊子手，剝削老弱婦孺傷殘的工作機會，這就可以稱為公義？

可能，提出君主制比民主優勝的人，他們看到的是十八和十九世紀那一段英國歷史。那時，國王擁有行政權力，但已遭大大削弱，立法權力由代表貴族的上議院和代表平民的下議院瓜分；簡單點說，當時的民主（下議院），只限制了政府為所欲為，卻沒有行政權力。各方雖為自己利益企圖剝削對手，但在權力沒有集中下，政府不能無止境的膨脹，反而是英國光輝燦爛的年代，各樣的創新、對人類文明最大貢獻也是在那個年代發生。反觀，現在的英國和歐洲卻是死氣沉沉，這是以民主不斷增加政府權力的結果。

增加政府權力的惡果會中認識的瑞典朋友，跟我說了這番話： 「瑞典有民主，政府抽了重稅，在沒有太多管制下，也能做到廉潔，國民的福利也是好的。

只不過，當政府都把人的基本都照顧到，人與人之間沒有甚麼依賴的地方，就變得冷冰冰，這也解釋了瑞典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原因。」各政黨無限膨脹政府，管理我們的人生，凡事要它立法規管，我看到這是香港政治發展的方向。但民主的存在，是不斷加大還是約制政府的權力，從歐洲的發展看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王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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